奥巴马:为什么要旅行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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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月,世界旅游理事会(World Travel & Tourism Council)全球峰会在西班牙的塞维亚(Seville)举行。BBC旅行栏目的作者有幸参与了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问答访谈。访谈中,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谈及了许多东西。他同希尔顿酒店的CEO纳塞塔(Chris Nassetta)聊起旅行者如何在世间找寻到自我,也强调了推广文化多样性的重要。

  奥巴马说,旅行能够强化联系、激发改革、建立同理心,他的观点令人信服。

  我去过很多地方,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。我觉得,目前来说,和孩子们一起出游是最难忘的。到不同的地方去,体验那儿的文化,感受不同的思考方式,是极具魅力的。人会在旅途中成长起来。作为家长,从孩子眼中看到这样的探索,没有比这更让我觉得奇妙的了。

  所以我想说,我和女儿们一起的几次旅行,是最难忘的。这些旅途,有的壮观无比——比如我在总统任内,和她们一起去了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。那时候萨沙(Sahsa)差不多7岁,她穿着风衣,看起来就像外国间谍一样。那是一次很棒的旅行,我们从俄罗斯出发,又去了意大利。我那时候去意大利是为了参加G20峰会。我的家人去了罗马,她们后来还参观了梵蒂冈,有幸得到教皇的接见。离开意大利后,我们一起去了加纳。她们还在停机坪上跳起了舞。

  那时候,她们一个10岁,一个7岁,第一次进行全球旅行。对我来说是很难忘记的。现在她们一个20岁,一个17岁了,和她们一起出去,也有新的乐趣。现在和她们一起旅行更加难得。因为一个已经搬出去住了,另一个在家的时间也不多。如果有对她们而言诱惑很大的旅行,她们就能在我身边多待一段时间——因为这样的旅行她们自己是负担不起的。

  少年的旅行,有独特之处。肯尼亚第一夫人就在这里。能看见她,我觉得很荣幸。在座的有些人可能知道,我父亲是肯尼亚人。我见过他一面,但对他知之甚少。基本上来说,我在美国长大,直到25岁,才第一次踏上去肯尼亚的旅途。那时候我大学毕业,刚参加工作。我的父亲过世了,我希望能够了解他,也了解他的故乡。抱着这样的目的,我在肯尼亚住了一个月。其实我是先去的欧洲,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。那次旅程也让我记忆犹新,可以说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。我一个人去的欧洲,住在小旅馆里,买一点法棍面包和芝士,就这么一天天地对付过去。当然,偶尔还会来一点红酒。

  有一回我坐夜班巴士,从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。这次经历记忆犹新,我不太会说西班牙语,但还算能交流。车上有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人,我跟他交上了朋友。我把我的面包分给了他,他则给我倒了点酒。我们到巴塞罗那的时候,天刚刚破晓。走向兰博拉大道(Ramblas)和城镇的时候,太阳才缓缓升起。之所以能记得这类旅行,是因为那时年轻,而且正在探索自己与大千世界的关系。

  后来的一个月,我在肯尼亚进行了一次“探险”旅行,见到了从未谋面的亲人,感觉很微妙。

  过去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改变,现在可能只要十年。这个信息时代里,全球化的进程以及科技的进步,让世界紧密相连。我从小到大可没经历过这些。

  从华盛顿到这里(西班牙)只要几个小时。我一落地,就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设备[手机]和全球各地的人们沟通。这是绝佳的机遇,但也带来了许多全新的挑战。科技、全球化以及信息爆炸给人们带来不安全感。我认为,可能当下我们遇到最多的,就是因这种不安全感而产生的纷争。人们因此对于周围的世界有一种不确定。

  这种不确定中,有的十分具体:有经济上的挑战。发达国家、甚至是中等收入国家中,曾经觉得生活舒适、工作稳定、有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这部分人,如今突然间发现,如果节奏不够快,很可能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。他们还担心孩子的未来。

  其中还包括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。无论是英国脱欧、美国的政治动荡,还是欧洲大陆的民粹主义再起,都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形势变化,这也有人民的因素,他们觉得生活不再稳定了,国家不再强大了。于是,他们利用各种制度规则来保卫既有的东西。所谓制度规则,有的真实存在,有的只是形而上学。

  其中不乏危险的想法,比如民族主义、本土保护主义、排外主义、以及反对移民[的情绪]。我必须承认,我不是全然客观的,这是我出生和成长的环境决定的。我个人支持世界大同,反对将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分开来。由于信息、旅游、科技、全球供应链的特质,客观来说,在这个科技无国界、信息不分家的时代,如果硬要重新划分疆域,一定会失败,而且会加深民族间的矛盾、激化冲突。这是我看到的大趋势,也是我的忧虑。它不是某个国家的事情——这个趋势是全球的。

  旅游的一个好处显而易见,就是重新让人们认识这颗星球上珍贵的多样性,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异。塞维尔和曼谷的菜肴虽有天壤之别,但都堪称美味。同时,旅游也能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共同之处,认识到如今人类的面貌——这是让我们掌握一种认知彼此的能力。正因如此,当人们漫步在肯尼亚的小村庄,看到母亲和孩子嬉笑玩耍之时,就会认识到,肯尼亚的母子和弗吉尼亚、夏威夷的母子,没什么不同。

  除了政治不稳定这个基本问题之外,我还担心环境不稳定。全球变暖,已经不再是将来的事了。很多证据都表明,气候正在变暖,我们也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,这导致许多地球上的美景岌岌可危。这些地方可能是人们最想去游览的,也是最想和我们的子孙一起享有的。人类文明中,有许多都是在沿海发祥的。如果海平面涨高4英尺,许多伟大文明的遗迹就会消失。气候因素对地球的影响是巨大的。如果我们继续现在的步伐,有的地方将不再适宜生存,有的景点可能不复存在。

  (气候和移民)这两个问题,接下来会交织在一起。气候变化导致干旱、饥荒,带来生态难民,这就加剧了移民问题——所有因素,都会让更多人的生存变得困难。我们不能将其拒之门外,因为这不是长久之计。即使富足国家有一定的应对方式,我们还是必须有防止气候变暖的意识,因为世界上有广大区域,上亿的人口,没法应对气候变暖。如此一来,全球经济就会有根本性的改变。

  好消息是,我们现在还能够扭转局面。坏消息是,现在的政治形势,不利于尽快解决以上问题。

  我们的后代会更加成熟,更具全球化视野,这是好事情。那时,会有更多国际化大都市,人们也必然会对其他的文化更加包容和理解。

  玛利亚(Malia)和萨沙,她们更不惧不同,更不怕改变,更能直面不熟悉、不寻常的事情。我知道,部分原因是她们能从手机里获得全球信息。她们成长的大环境就是这样。

  因此,我认为,向后看齐的政治、围墙高砌的政治,未来是不会吸引年轻人的。我现在看不太懂政治了,但我知道,在现在的美国,很显然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,这样的政治并不吸引年轻人。这种拒绝来自他们的内心深处。

  在美国,(对于不同文化、种族、性取向)态度激进,和年纪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这一代,出生在婴儿潮(1946年至1964年)尾声。更年轻的一代,努力巩固了美国人对公民权益、妇女权力等各种价值观的信仰,对于这些也更加的敏锐。他们从小就对此耳濡目染,深信不疑。这是好事。

  但是,也有坏消息:老一辈不愿交出权力。青年人追求解决气候问题、对待不同的声音和信仰时,希望采用更包容开放的态度。然而,权力机构并非为回应青年人的需求所设立。另外,行使选举权的公民,也是老一辈多于青年一辈。

  因此,解决问题的关键,在于让青年人更多地参与到机构重建中,让他们为自己的需求负责、为自己所关心的事务发声。

  现在的媒体,让民主变得难以运行,这也是我担忧的事情之一。

  我刚才提到,在我还小的时候,电视只有三个频道,基本上播的东西都差不多。大的报社倒有不少,他们的编辑规范和新闻准则基本上也是同一套。如此以来,无论你政治倾向如何,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,基本上从报纸上看到的事实都是一样的。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大致相同,就算在政治或其他问题上看法不同,争论的中心也在于如何应对这一境况,而不是事实本身。

  如今,媒体针锋相对,网上信息为满足人们的需求,充斥着偏见。如此以来,拿美国来说,看福克斯新闻(Fox News)的人,和看《纽约时报》(The New York Times)的人,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。这样的情况下,人们就更难达成共识,内部的凝聚力也更低,无助于解决一些大问题。每个国家都存在这一现象,互联网上的情况也是如此。

  还有社交网络。人们基本上只和意见相同的人交流信息,如此一来,世界观就越来越狭窄,偏见就是这样被强化起来的。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有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,缅甸这样的国家,人民通过脸书对罗兴亚族(Rohingya)实施了有组织的种族清洗。这是因为当有人提出对某一民族的憎恨时,没有不同的声音,听不到有人说:“你知道吗,这些人对你们构不成威胁。”

  因此我认为,有一样事情,我们必须为之奋斗到底:如何鼓励旅游、鼓励民众心态开放。我们要将这种心态从精英阶层普及到寻常百姓,让他们也有机会去体验不同的文化,去聆听和接触不一样的声音,有机会从一成不变的政治取向里走出来。

  编辑注:主持人的部分提问有删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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